是的，我們還是要談一下「二二八」。長期投入轉型正義相關研究與工作的彭仁郁老師從「正義感」一詞出發，思索為何鄉民熱烈擁護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式正義，在強調人權、同理的當代社會，是否仍是最適合處理暴力傷害事件的正義觀？而這樣的「素樸」應報正義觀，會不會恰好是阻擋大眾想像轉型正義其實可以是修復式正義的原因？
會有這樣的提問，是因為恐怕大部分人看見「二二八」這幾個字，一般的反應大概是直接略過，開心放假，或心裡冒出類似這樣的OS：「不是都過去很久了，還有必要提這個嗎？」仁郁老師首先從扭曲歷史事實的論述如「共諜說」來回應，接著從臨床田野工作者的角度，邀請大家一同做「同理共感」的想像練習，並點出「正義」的討論與執行背後不只是耳熟能詳的「權力不對等結構」。如何界定正義？誰才有資格談正義、執行正義？什麼是達成正義的合理手段？永遠跟群體認同和群體內傳布的主流敘事綁在一起。
台灣是一個群體認同相當變動的國度，也因此在這裡談「正義」更為複雜。然而仁郁老師最後從天主教徒的身份給了這樣的答案：當一個群體內部的異質性跨越某個閾值，反而更能逼問群體內部成員，究竟令你們合一的基礎為何？承認人性軟弱，對他者保持開放性，相信在異質的他我之間，存在一個高於我們的共享價值。或許，在當代民主國家，那共享的核心價值會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治。群體內成員只能努力朝向它，沒有人應該有權力聲稱能夠掌控它、抵達它。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，花了超過四世紀的時間，才共同創造出對話、和解的機會。希望共同承載台灣歷史暴力傷痕的我們，不需要再等待四百年。
https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8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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